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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抗疫前線的父母

時間:2020-04-04 作者:未詳 點擊:

  清晨5點的電話
  
  黃沁是被一陣急促的鈴聲吵醒的——婉轉、悠揚的系統鈴聲,沒有記錯的話,這應該是媽媽的手機鈴聲。身側的被子被掀開,隨后是拖鞋相撞的聲音。黃沁聽到媽媽問了一句:“是不是要立刻回去?”兩秒之后,這名婦產科醫生沉穩地回復,“好的,我馬上回去。”
  
  這里是江西撫州的一間山莊。大年三十的清晨6點,天際還未破曉,黃沁家里卻已經燈火通明。地上散亂地放著一捆捆蔬菜,還有幾條活魚。“姨媽、舅舅們看到媽媽的微信后,早早起來去魚塘里撈的。”黃沁說。
  
  如果不堵車,10個小時后,這些儲糧將隨著黃沁爸爸的車抵達900公里外的深圳。而在當晚,深圳市衛健委公布了深圳市15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詳情。
  
  媽媽返深后,黃沁的姨媽在朋友圈里感慨:“剛到家就接到歸隊的通知,姐姐身為一個醫務工作者在此時也是責無旁貸!”晚上,一桌熱氣騰騰的年夜飯如期開席,眾人斟酒、碰杯。黃沁的外婆生養了6個子女,他們常年天南地北,很少聚齊。今年是難得全部到齊的一年,盡管這場大團聚只維持了不到24個小時。
  
  在黃沁的記憶里,這不是媽媽第一次缺席年夜飯。
  
  “從私心來講,我不太愿意媽媽回去上班。”黃沁的語氣有些復雜。盡管疫情還未大規模地席卷各地,但隨著感染數據不斷攀升,口罩、防護服開始成為微博常駐熱搜詞,身處疫情中心區外的人都隱隱焦躁起來。
  
  高懸于頂的病毒陰影,讓黃沁開始有些信息敏感。“每天睜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微博刷疫情數據。”疫情新聞接連不斷,黃沁的心情在安定和焦慮之間往復,如同彈珠。
  
  而在1400多公里外的山東省,舒朗的爸爸正準備出門前往醫院上班。口罩、手套、無菌帽、防護服、防護眼鏡,這是舒爸爸每天上崗時必要的裝備。
  
  盡管所在的骨傷科并不是與疫情直接相關的科室,但舒朗的爸爸還是在除夕夜接到了加班的通知。電話響起的時候,舒朗的妹妹正纏著爸爸,撒嬌要拿爸爸的手機看視頻。
  
  “心里還是有些忐忑的。”舒朗嘆了口氣,“尤其怕因為恐慌導致的沖突。”
  
  舒朗的爸爸是本地的一線醫生,2003年“非典”爆發的時候,舒朗曾一連幾日見不到他的蹤影。為了和爸爸見面,舒朗故意將自己弄感冒直至發高燒。“但是我爸依舊沒回來。”舒朗說,“后來我才知道,爸爸聽說我發燒后急得跟院長起了沖突,得知我退燒后在電話里一個勁兒地哭。”
  
  17年后,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國多地爆發,舒朗的爸爸如同2003年一樣站到了抗擊疫情的前線。舒朗如今已經26歲了。這一次,舒朗不再需要故意將自己弄感冒才能見到爸爸。
  
  “好在我也是醫療行業的一員了。”舒朗的語氣中帶著欣慰,“這次我可以跟爸爸一起堅守在崗位上,共同對抗疫情。”
  
  下午3點的年夜飯
  
  碼得整齊的生菜、金針菇,肉丸對半切開,湯底冒出微黃的氣泡,林博瑤一家的年夜飯在火鍋的熱氣中徐徐開展,而墻上的掛鐘顯示此刻的時間是下午3點。
  
  “爸爸5點就要去醫院值班,只能提前吃年夜飯了。”林博瑤簡單地介紹了一下原委,“吃完時間剛剛好。”
  
  林博瑤一家住在廣東省某個小鎮,而爸爸是鎮上醫院的院長。疫情爆發后,林爸爸所在的醫院被確定為定點治療醫院。鎮上第一個疑似病例被送到醫院的時候,林博瑤的爸爸恰好在休息。“其實還有點小慶幸。”林博瑤說。但很快,第二個疑似病例被收治,林博瑤開始有些不安。
  
  小鎮地處偏遠、經濟落后,鎮醫院的防護物資十分有限。為了將更多的口罩留給爸爸,林博瑤一家自覺地取消了所有聚會活動,“盡量不出門”。
  
  隨著疫情逐漸蔓延,小鎮上的部分居民開始聽信“封村封路”的謠言,甚至哄搶物資,口罩價格水漲船高,而鎮上仍然可見不戴口罩出門的居民。“比較無奈,爸爸也很無奈。”林博瑤說。
  
  如果林博瑤一家的年夜飯是“速戰速決”,那么許雯家的年夜飯則是“姍姍來遲”。許雯的媽媽是河南省的一名內科醫生,爸爸在食品質量管控行業工作。聯系上許雯的時候已經將近深夜11點,而許雯還在等媽媽回家。“等媽媽回家做飯給她吃。”
  
  加班是許雯媽媽近期工作的常態,除夕夜也是如此。當晚,許雯的父母姍姍而歸,一家人剁餡兒、調醬,深夜11點,一盤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上許家的飯桌。
  
  許雯非常珍惜這種家人團聚的時刻。許雯是一名大二學生,學校地處四川,回家的機會不多。父母早出晚歸,許雯跟父母相處的時間變得很少,她偶爾跟父母打趣:“我現在是父愛母愛都極度缺乏啊。”
  
  在這場疫情爆發前,許雯一家本來有非常豐富的新年計劃:臘月二十八去買衣服,大年初一看電影,再約小姨一家去滑雪……而不斷攀升的疫情數據讓許雯一家變得“兩極分化”:一邊是風塵仆仆的父母,一邊是終日宅在家里的子女。
  
  許雯和弟弟經常會向媽媽抱怨居家生活的無聊,而媽媽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:“你們覺得無聊的家,是多少醫務工作者想回卻回不去的家。”
  
  “我特別特別擔心。”許雯連說了兩個“特別”。家里僅有一個N95口罩,許雯的爸爸已經連續戴了一個星期。在媽媽的手機里,許雯曾經刷到一條朋友圈信息。“有些醫務工作者把蓄了多年的長發剪掉,只為了工作方便。”當時許雯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。照片上的女孩子們剪了短發,笑靨如花,許雯知道,這些女孩子其實跟她差不多大。
  
  為媽媽做飯
  
  切菜,架鍋,下油,顛勺,這是侯微每天必做的事情。一通忙活后,侯微從廚房里端出一盤豬肉炒萵筍,還有一道清蒸鰈魚。侯微在準備媽媽的晚飯。時間估算得差不多的話,媽媽敲門的聲音應該在晚上10點左右響起。
  
  按照原先的人員安排,侯微的媽媽是不必在一線作戰的。侯微的媽媽已經57歲了,還有3年就可以退休。但在得知疾控中心沒有將她安排在疫情應急組時,她有些急了:“我有經驗,也還能干,能不能讓我做點兒什么?”
  
  進入應急組后,從大年初一至初七,侯微的媽媽只有兩個上午在家休息。
  
  那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休息,對侯微的媽媽來說,她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作戰。侯微將媽媽形容為“記者”。“手機一響她就特別緊張。”侯微說,“基本上處于心理時刻緊繃的狀態。”
  
  侯微家在河北省承德市,媽媽是當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。承德市公交停運之后,媽媽上下班的方式變成打車,但能否打到車卻是一個未知數。不太幸運的時候,她需要步行近一個小時才能回到家。
  
  天氣寒冷,天空有時會飄起小雪,而夜幕的降臨讓寒意加劇。“媽媽倒想得開,就當鍛煉了。”侯微說。
  
  媽媽不介意,身為女兒的侯微卻很心疼。侯微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,母親職業特殊,無法時時陪伴她。“‘非典’的時候媽媽就把我扔下了。”侯微語氣如常。
  
  多年來,媽媽不在家的日子里,侯微練出了一身廚藝。沒事兒的時候,侯微會戴上口罩去樓下的菜鋪買菜。擺攤的叔叔阿姨為人豪爽,菜價優惠,有時甚至對侯微說:“你隨便拿一些,送你了!”惶惶不安的疫情氛圍里,這些點滴的細節讓人倍感溫暖。
  
  “我想和醫院吵架”
  
  這不是李詩第一次在武漢過年,但從來沒有哪一年過得同今年這樣令人心慌。沒有年夜飯,也沒有看春晚。“實在是沒有心情。”李詩偶爾會抬頭望向窗外,街道上幾乎沒有人,很久才會有一個人經過——戴著口罩,行色匆匆。
  
  人口千萬的現代都市,城市交通驟然封鎖、停運,如同人體的血液停止流動。李詩已經一個多星期沒有下樓了。
  
  在不斷上漲的感染人數下,總得有人邁出家門,為改變現狀做點什么。高中生李詩的媽媽是一名婦產科醫生,婦產科不是與疫情直接相關的科室,但人類的分娩并不會因為突發的疫情而中止。
  
  出行成了最現實的問題。剛封城時,市民自發組成志愿者團隊,接送醫務人員上下班,如今是滴滴司機無償接送。直至大年初六,李詩的媽媽仍然每天在外奔波12個小時。李詩很少在白天見到媽媽,媽媽總是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出門了。
  
  與李詩的情況類似,穆清也很少聽到爸爸的聲音。“總是開會,總是打電話。”穆清的語氣里有些怨氣。當得知爸爸可能被派去一線抗疫時,18歲的穆清忍不住爆發了:“我當時對爸爸說,我想和醫院吵架。”
  
  這是來自一個女兒的擔憂。而擔憂源自對未知病毒的恐懼,更源于潛在的風險。穆清的爸爸所在的醫院幾乎沒有針對冠狀病毒的防護裝備,整個重癥科室只剩下十幾個N95口罩。沒有防護服、防護鏡,穆清的爸爸幾乎是赤手空拳地與疫情搏斗。
  
  “眼結膜也會傳染的啊!”在與好友通電話時,穆清忍不住哭出了聲。
  
  在穆清的眼里,爸爸也許不是一個合格的好父親。“小時候我發燒輸液,他在搶救病人。”“不會燒飯,也不會開洗衣機,我讀高三時連我的老師是誰都不知道。”穆清一句一句地數落著父親。
  
  但爸爸絕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。任職重癥科室數十年,穆清看著爸爸搶救了一條條生命,也得到了一面面錦旗和一封封感謝信。“我爸在重癥監護室救人基本沒有失敗過。”穆清語氣里帶著自豪。
  
  穆清在等待疫情結束的那一天。
  
  (文中所提黃沁、舒朗、林博瑤、許雯、侯微、李詩、穆清等人名皆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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